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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約車新政落地滿一年背后 打車變難司機乘客都叫苦
科技新聞記者劉斯會
7月28日,交通運輸部等7部門出臺《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以下簡稱《暫行辦法》)已滿一周年。
在這一年里,曾經火遍朋友圈的“全民網約車”沒有了昔日的榮光,伴隨著《暫行辦法》大框架的落定,不少地方性城市也在研究落實各自的實施細則。有報道稱,按照交通部公路科學研究院統計,126個城市已經公布落地實施細則,按照網約車業務的集中度看,總比例95%以上業務的城市已經發布政策。
不過,各網約車平臺的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許可證取得的速度并沒有趕上地方實施細則頒發的速度。據《證券日報》記者了解,即便是取得上述許可證最多的首汽約車,目前已經在29個城市取得了當地的網約車線下經營資質,但牌照取得速度仍趕不上用戶需求,這直接導致有消費者抱怨網約車開始變得“難打”。“特別到了晚上,打車似乎比以往更難了,而首汽約車甚至約到5公里開外的車”,有謝姓用戶在與記者交流時表示。
不僅消費者抱怨車難打,諸多網約車兼職司機,也因為被新細則抬高了進入門檻而開始叫苦不迭。
與此同時,對于《暫行辦法》要求的網約車平臺需要“有健全的經營管理制度、安全生產管理制度和服務質量保障制度”,各地政策卻解釋延展不多。為此,7月20日,交通部副部長劉小明在成都調研時指出,要不斷探索優化管理經驗,處理好政府與平臺、車輛與駕駛員之間的關系,既符合中央和部里的政策要求又結合地方實際。
新政落地一年
2016年7月28日,交通運輸部等7部門聯合出臺的《暫行辦法》,如今已經滿一周年。根據上述《暫行辦法》,不同的地區還有新的實施條例,以北京為例,2016年12月21日,《北京市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實施細則》正式發布,延續了此前征求意見稿中“京籍京牌”的要求。另外,從事網約車運營需將車輛登記為營運性質,駕駛員應考取相應資格證書,為此,政策落地設置了5個月過渡期。還有一些地方,如山西太原市還作出了較具體規定,提出了包括車輛保險管理制度、網約車調度規則、重大安全事故應急處理預案等14項要求。目前為止,包括北京市、太原市在內,目前一共有126個城市已經公布了具體落地實施細則。
相應地,各家網約車平臺開始按照有關政策申請網約車相關運營牌照。據《證券日報》記者分別采訪滴滴、易到以及首汽約車發現,截至7月26日,首汽約車在包括北京、上海、杭州等29個城市已經取得了當地的網約車線下經營資質,滴滴出行取得了超過20個牌照,而經歷一番波折的易到給出的最新消息是已經取得了8個牌照。
與新政陸續落地相伴隨的是,網約車打車逐漸變難似乎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
7月25日晚間,有謝姓女士告訴《證券日報》記者,自己晚上10時至11時自己需用滴滴連打兩次才能打到車,不過首汽約車更夸張,7月25日晚上10時40分左右,竟然打到了一輛5公里開外的車,首汽約車師傅也無奈地表示,由于運力的關系,白天首汽約車輻射范圍是3公里,而到了晚上輻射范圍增加至5公里,“實際上,有些訂單都是虧錢的買賣,不過沒辦法,平臺規定必須得接單。”
而根據滴滴出行的數據,北上廣深2017年6月早晚高峰與夜間時段的“打車難”均有不同程度上升,四個一線城市比較,其中深圳早晚高峰打車難度上升幅度最大,增幅同比達22.5%;而北京夜間打車難度上升幅度最大,增幅同比達17.9%。
根據公開的出行調研報告顯示,不少市民都反映網約車的呼叫和等待時間確實增加了,快車和拼車的費用也和普通的出租車接近。
兼職司機稱門檻高
有兼職司機表示,網約車新政要求兼職車輛也需要轉變為運營車輛,這無形中提高了成本,而這一政策也直接導致網約車平臺上的兼職司機數量大為減少,這進一步也提高了打車難度。
此前網約車平臺利用利用互聯網分時在線的特征,允許大量兼職司機在上下班途中或空閑時隨時上線提供服務,有助于解決城市潮汐問題,對于緩解特大城市、大城市高峰時段打車難的問題有一定的作用。有兼職司機此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將私家車轉為營運車輛,增加了很大的成本,將導致自己身邊不少的兼職司機退出。
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打車難的出現,黑車市場有抬頭趨勢,以北京為例,隨著網約車平臺對非京牌車的限制,一些黑車司機明確表示,自己曾經是開網約車的,但是現在“不好干”了,轉而開起了黑車。從乘客方面來看,記者采訪的多名夜間出行的乘客均表示,現在夜里出行想要打上網約車難度提高,有的人不得已選擇相對方便的黑車出行。
網約車平臺成本加大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征求意見稿中曾提出“應在服務所在地登記分支機構”,在正式稿中被刪除,體現了中央對互聯網平臺服務模式的認可和支持。但在地方實施細則的具體方案中,記者注意到,約七成城市重新提出要求設立分支機構,一些未規定設立分支機構的城市在實際許可過程中,也將其作為許可的前置條件,更有很多縣也要求設立分支機構。
記者了解到,在滴滴、神州、首汽約車等已經獲得的牌照中,僅麗江等少數幾個城市允許不設分支機構。有分析人士表示,以滴滴、易到為代表的網約車公司是依托互聯網平臺,利用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對車輛進行調度、管理的輕資產模式,在全國設立兩三百個分公司,需要租用辦公場地、雇傭不必要的人員等,造成巨大的行政和財力浪費,完全不適合互聯網平臺運營模式,讓原本就沒有盈利的平臺雪上加霜。
此外,新政還需要企業在各地租用辦公場地、雇傭相關人員等,造成巨大的行政和財力浪費。比如,浙江嘉興在細則中就要求企業“設立安全管理和業務管理等內設機構,配備機構負責人、業務管理人員分別不少于1人,安全管理人員不少于2人,同時分別指定各縣(市、區)專職負責人不少于1人。”
一些業內人士表示,地方版網約車新政制定面臨多重利益考量。面對地方等城市巨大的存量市場,如果設立諸多分支機構,在網約車普遍還未實現盈利的背景下,高成本將直接“拖累”網約車平臺的擴張速度,體現在網約車價格上也不會太理想,而且市級甚至縣級的三證許可模式也將對網約車規模化發展造成極大的阻礙。“理論上網約車企業需在全國近3000個縣級以上城市辦理運營許可證,而且均需要企業相關證件原件,合規成本極高”。